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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归去来兮辞》,文中“舟遥遥以轻
,风飘飘而吹来,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一段,如此愉悦的心情,像是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急着回家报喜。“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托意深远,表现又极自然,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的人所作。按说,不管什么原因辞官归田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写文章不是诉说不平大发感慨,就是怨天尤人大骂一通,可陶渊明辞官却有一种如释负重,找到归宿的感觉。
原以为,陶渊明辞官要不犯了什么大错,引咎辞职,要不与上司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法再干下去。其实辞官原因在今天看来真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在他任彭泽令八十三日时,逢郡督邮来检查工作,一有经验的吏属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一是对督邮表示尊敬,另外也想使陶渊明在上司面前留个好印象。穿戴整齐,恭迎长官,别说在古代社会,就是在当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就是这个陶彭泽,不仅不听吏属的劝告,反而把官印挂在堂上,辞官而去。这一年他在官场前后混了十三年,四十一岁的他混了个彭泽令怎么说辞就辞呢?更何况他家境不好,因“耕植不足以自给”才去当那个彭泽令的,这么好的一个职位就是现在,有多少人抢都抢不来,争都争不到,好好的金饭碗怎么说丢就丢呢?
也许有人说,那是他一时犯傻,事后一定后悔。可陶渊明在归田后的二十多年中,就是对官场不屑一顾。晋末,征他为著作佐郎,辞不就;江州剌吏檀道济劝他出仕,他拒绝。别说让他当官,就是一些官吏想与他结交,他也坚决回绝。比如在陶渊明五十五岁那年,江州新来的剌史名叫王弘,想结识陶渊明,就派人招他到州,可陶渊明不予理睬,使刺史很没面子。王弘见召之不来,又放不下架子登门拜访,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派人打听陶渊明的行踪,得知他要到庐山,就安排陶渊明的一个朋友,带了酒肉在半路上拦他喝酒。要知道,陶渊明可是一个见酒不要命的人,一见朋友有酒肉,就在路旁喝起来。这时早就躲在一旁的王弘走过来,佯装偶遇,也就一起喝了起来。这样总算结交了陶渊明,而且还没惹他生气。
可就是陶渊明这个怪脾气,后世文人却推崇备至,奉若神明。唐代大诗人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岸不屈的性格,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高适在做封丘尉时,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现实无法忍受,也“转忆陶潜归去来”,要学陶渊明那样与污浊的现实一刀两断;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一词中唱道:“须信此翁(指陶渊明)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龚自珍也赞许陶渊明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如今评价一个有成就的文化人,人们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据说,陶渊明现存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诗一百二十多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可就是这么少的文字,却在中国文坛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退隐生活中,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海南时,都到陶渊明那平静安谧、超脱现实的境界中去寻求精神寄托。我国历史上有成就的文人都对陶渊明表示羡慕并受他的艺术熏陶。比如,李白的:“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杜甫的:“焉得思如陶谢手”;白居易的:“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陆游的:“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林语堂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你说几篇辞赋诗词,赢得历代文人雅士的赞誉,这其中的原因谁能说得清呢?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政治,但却更贴近了生活,他开创的田园诗一体,到唐代已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尤甚。可陶渊明却坚决走上了躬耕自给的道路,这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身处农民之中,他就改变了人们鄙视劳动的态度,认识到了劳动的价值;在与农民共同劳动、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对农民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培植了倾向平等公平的思想。陶渊明的辞官归田,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喧扰,从内心找到了归宿,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由此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
在陶渊明的诗中,劳动第一次在文人的创作中得到歌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光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民形象。“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现了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这是只有一个劳动者才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丰富的现实生活,使陶渊明的诗更切已切实,虽然平淡,却不浅薄,使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的画面的同时,而引人到一种境界中去。
陶渊明的散文辞赋,朴素简洁,真切而传神。《五柳先生传》不足二百字,却以精粹的笔墨描写出陶渊明自己的爱好、生活态度及思想感情等,把自己的性格形象地勾画出来。《桃花源记》不过三百多字,却生动地展现了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令人悠然神往。
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抱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仕,以后十多年里,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抱负无法施展,而且还要降志辱身在官场周施,这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已交病”。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下,三十九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就是说本应忧道的,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归田了。后又做了几年官,在他上任彭泽令八十余日,逢郡督政来视察,便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辞职而归。
东晋时期,腐朽的门阀制度极端腐败,皇权衰微,门阀士族轮番执政,时局动荡不安。
陶渊明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腐败官僚体制,他自觉逃避了“诚足贵”的“荣华”,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田园生活上,饮酒、耕作、读书、作诗,使他对人生社会没有空漠之感,没有像其他门阀士族那样去皈依佛家,寻求精神解脱。陶渊明虽然回归田园,但他仍没有超于尘世,采取的只是一种政治性退避,“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才是他归田的真实想法。他认为,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利禄,不是人生真谛,而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必须得生活,但人生活得要有意义,只有在理性世界里得到证明以后,才能够安身立命。通过痛苦的挣扎,陶渊明总算在田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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