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斋同志在枣庄担任市委书记超过十年，论官职不算太高，也就是相当于古时候的知府吧。可是，他的行迹，是值得立传的，因为，他赶上了两个特殊的时期:共和国历史上最荒谬与最开明的时期。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王润斋的个人作为植入了历史，时代的年轮里有着王润斋的身影。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认为，英雄人物分为两种:一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如林肯;一是历史创造的英雄，如邱吉尔。前者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创造历史，改变社会风貌;后者出现在历史进程之中，以自己的力量拨正偏离的历史航向。创造历史的英雄如果不出现，历史绝不是这个样子，历史创造的英雄如果不出现，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人物被社会舞台接纳。王润斋同志不是改变历史的人，但是，他的行政风格，却为新时期的枣庄奠立了基石。这样的人，应该有人为他立传。正因为如此，我想为他立传，却连连却步。为什么呢?第一，为重要人物立传的人，或者是传记作家，或者是史学家，或者是作家，起码是一位资深记者，而我不是。第二，为一位公众人物写传记，不能只写他自己，必须写他的人生舞台。王润斋1971年8月来枣庄担任市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在主持市委的全面工作。从1971年至1983年这十二年当中，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变故。虽然枣庄地盘不大，当时却是国家的重要煤炭基地，这里的治与乱，牵动着国家的经济的命脉。如何透视这一时段的历史风云，我缺乏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修养，对一些基本事实，也缺乏细致研究。仅仅有一个轮廓性的概念，对历史风云只有某种粗略意会，是不能随意写史的。第三，历史事实与历史文本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哪些事情为个人因素促成，哪些事情属于个人无能为力，哪些事情为独立现象，哪些事情与另外一件事情是因果关系，不仅要用学问家的眼光来分辨、考证，用哲学家的大脑来思考，在当下，必须用史学家的长镜头进行远望。如果仅凭感情冲动，仓促动笔，写出来的文字既对不起传主，也愧对历史。出于这样的担心，我只能压抑一次次冲动，提醒自己不可贸然造次。

　　尽管如此，我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心事。可以说，渴望有人写出王润斋评传，是我这些年无法摆脱的心结。多少个日日夜夜，我盼着有人以自己的境界与良知、学养与耐性，记下王润斋书记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开辟人间正道的智慧与胆略，记下他在别人释放激情时牢牢把握分寸的定力，记下他以战略家的胸怀为枣庄的未来奠基的远见卓识。

　　我的盼望没有落空，原枣庄市市委秘书长、王润斋同志的亲密合作者李庆鸿，不顾年迈体衰，奔走于济南、枣庄两地之间，多次谋划，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枣庄资深作家李向春，李向春先生担起了这个重任!

　　向春先生原先是枣庄矿务局朱子埠煤矿的掘进工人，197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煤城怒火》，成为全国知名作家。那个时候，正是极左路线统治文学艺术最严酷的年月，向春先生能够远离当时的意识形态，安心经营艺术，足见他的境界与品格。由他来为王润斋同志立传，我们信得过。

　　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过一句既精彩又刻薄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说这句话精彩，因为他道出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文本时，难免把自己的意识灌注其间，自觉不自觉地对历史作出当代人的解释;说这句话刻薄，因为他说破了历史书写摆脱不了为现实服务的宿命，揭示了所谓客观书写的欺骗性。王润斋同志来枣庄工作，距今不过36年，离开枣庄距今24年。如果是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二、三十年的时间，人的观念可能没有太大改变。可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这段时间，人们的价值观念、认识水平、境界视野，比起以往几百年的变化都大。更重要的，这段时间，许多历史事实被遗忘、历史真相遭篡改，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在当事人健在的情况下，已经被解读得面目全非，容易顺从大流的人，包括读书人，习惯把伪造的历史照单全收。许多为公众人物写传记的“作家”，常常被这股混浊的激流裹挟而下，成为谎言的传播者。

　　读了李向春的《新时期枣庄的奠基人王润斋》这部书稿，我打消了他可能蹈入别人覆辙的顾虑，发现这个文本有许多特殊之处———

　　首先，李向春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化石，砌成了一座特殊年代的人物群雕。传统的汉语言，口头语和书面语是分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提倡“我手写我口”，主张书面语和口语合一，于是汉语言出现了文言、口语之外的第三种语言————书面白话。这“书面白话”自出现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时代风格，致使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特殊话语。“文革”时期的话语，激昂中有盲目，套话里带真情，是中国语言史上的奇观。如今，虽然文革思维没有完全绝迹，但文革语风已经旧踪难觅。今天，要想描述文革时期的政治氛围，当下的话语只能从学理层面进行透视与分析，却没有能力再现。向春先生在“再现”王润斋同志1971—1976年那段艰苦岁月时，用的是地道的文革话语。如今，能够记住这些话语的人，已是凤毛麟角。在保存某种语言现象的意义上，这部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次，作者一改小说家用意象说话的行文风格，用平实的通讯报道语言，客观陈述基本事实，为枣庄的地方史撰写留下了原始资料。向春同志创作《煤城怒火》，虽然是在三十年前，但是至今仍有读者。究其原因，是这部小说与当时的政治风尚保持了一定距离，作家用艺术说话。今天，宝刀不老的向春，处理王润斋在枣庄的素材时，完全可以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于一体，极尽渲染之能事，写出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作品。可是，这一次，向春收敛了自己的才情，以史家的身份，向正史靠拢，交给我们的是一部原生态的信史。这部传记，行文也许失之平面，但是其史料价值却经得起时间检验。

　　第三，整部书稿，以王润斋同志本人在枣庄的行迹为主线，是实实在在的人物速写，没有成为主流政治史的注脚。王润斋是一位完全彻底的“官方人士”，李向春也属于体制内作家，他们都生存在主流话语之内。这样的作家写这样的公众人物，难免把一部个人的传记写成主流历史的注脚。如果写成那样的文本，对于关注共和国历史的人，他们不会重视（连省委书记、大军区司令员都难以计数，何况一位市委书记呢?），想了解王润斋同志本人的读者，也不会重视（他们读王润斋传，不是为了重温共和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要亲近这位有血有肉的人）。向春先生在保证不与正史相悖的前提下，把笔墨集中在传主身上，完成了王润斋这个具体人物的塑造。

　　本人在王润斋同志刚来枣庄时，就与这位既原则又智慧的书记打过直接或间接的交道，到他身边工作，却是在1977年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改革开放正要酝酿和启动，各种思想、各种探索如春潮涌动，既喜人又忧人，在满眼都是希望、周围都有失误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地级市的领导人，他清醒地知道，不计后果的探索，有了经验，他理所当然收获成果，出现失误，也没有人追究。可是，这时候的猛闯，只能以文章的形式进行自由讨论，如果付诸实施，只要出错，买单的还是枣庄的老百姓。所以，在那些充满未知的特殊历史时段，我见证了王书记的大刀阔斧和小心翼翼，见证了一个领导人为了人民利益而举棋不定的日日夜夜。

　　雁过长天，影澄潭底。王润斋同志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枣庄的建设事业。而今，向春先生以这部充满真情的文字，向这位老书记致意。我作为王书记的部下和向春先生的朋友，写下这篇稚拙的序言。为的是呼吁后来的有识之士，在向春先生这部书稿的基础上，继续解读王润斋同志，让王润斋身上折射出来的时代光影，成为我们做人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