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龙殇》营造了典型的叙事环境，为结构故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回首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界的发展历程，真可谓头绪纷乱、百味杂陈，倪景翔举重若轻，删繁就简，以裁两头、断中间的方式，分别截取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和二十世纪末三个标本式的历史时期，讲述了三个发生于历史/现实，又超越了历史/现实的别样故事。这样，三部小说就涵盖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深刻揭示了清朝末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忧外困以及新中国在走进新时代的征途中表现出的冲劲与局限。有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就为小说文本构筑了坚实的成长根基，使整部作品具备了浑厚的史诗气象。

　　其次，《龙殇》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借人物命运展示了复杂的国民性。小说所塑造的三个主人公，应该说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即使不再握有公权，也属于社会精英，是他们那个社群的上层，但是这三个人物又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上层的边缘，都是统治集团的外围人物。所以，虽然他们都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却都不是“国家干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两面性。当然，作者并非孤立地、简单地写这一类人，而是以他们为坐标，既归拢其同类，又旁及其对立面，不但写了一大批这种处于夹层的“中间派”，而且调用大量笔墨，着力渲染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官/民）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同时也对各阶级/阶层的内部的分化或和解给予了生动的勾描刻画，从而使众多的小说人物各就各位，各守其责，个性鲜明，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因之，更为重要的是，《龙殇》提供了一份深邃的心灵档案，让我们看到了“龙”，也看到了人，看到了“龙”可以让人“德配天地”，也可以让人走火入魔，变成一条通吃天下的“贪食蛇”。循着作品的时间线索，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髓在迅速流失，而现代性的人文精神乃至最起码的人本观念却难以深入人心，一些原本为世人不齿的反人性、无公德、非正义的思想行为反倒大行其道，人们只强化了“龙”的尖牙利爪，抛却了它应有的体恤、包容的心肠。朱莲芬、孔昭棠、雷龙等主要人物，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不仅反映了“个我”的价值取向，更带有应时而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作为“龙”的追随者，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使命感，而且确乎身体力行地为“龙”卖命，为“龙”牺牲，然而细加比较，却可发现他们和卖命和牺牲又相去甚远，各有耐人寻味之处。可以说，三部小说都包涵了一条“个人奋斗”与“国家大道”相汇通的隐线，作者所揭示的则是不同时局下不同的个人选择所产生的反差与对抗。很简单，你可以用好和坏，对和错，正面和反面来区分他们，不过，这种横向的二分法显然不足以考量发生在民族心理深处的剧变。关键在于，如何纵向看待《龙殇》的百年史?如何从“龙”与人的苦痛牵缠中将“人”与龙分开?如何让人从容、适意地独立于天地之间?

　　我们看到，在《龙之雾》的时代，朱莲芬能够打破官本位的窠臼，到官场之外寻求自身价值，不能说不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动”。虽然他身上仍未除掉“官”的流弊，但其“实业强国”的远大抱负则毋庸置疑，仅这一出发点即值得彰扬。进入《龙凤旗》的时代，孔昭棠能毅然毁家抗日，也是对成规的一种“反动”。当个人恩怨放大到全民族的救亡事业中，他的“反动”就成为义举，成为国家正义的一部分，因此，他也完全抛却了卑微的“小我”，找到了终极价值，不惜献出生命。到了《龙湾滩》的时代————即当下，人们远离了生死存亡之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雷龙亦不必冒险“反动”，只要追随举国大发展潮流，好好为人民谋幸福就对了。不错，他的出发点正是如此，正是要“办实事办好事，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但是，结果却是毁河、毁田，开发、污染，把他的生身之地糟蹋得满目疮痍。可是，他不是没有“反动”，而是非常可怕的“反动”，反自然平衡而动，反群众利益而动，这种“反动”恰恰触伤了我们生存的根本，触伤了我们心灵中最为宝贵的底线。然而，尽管如此，用政绩、GDP铺成的天梯却能送雷龙直上云霄，让他心里的“小九九”最终得到了兑现。

　　由此可见，朱莲芬和孔昭棠皆是落败的英雄，仅雷龙的“个人奋斗”圆满成功。所以我们说，雷龙又是对刚有萌芽的平民精神的一种反动，他重新拣起被朱、孔扔掉的官帽，主动接受权力的异化，对他来说，以“龙”命名的宏大叙事只是一团迷雾，他眼里盯着的，只有个人利益。原本戒约朱、孔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全然失效，我们不但割掉了辫子，放开了小脚，也膨胀了心胸，爆炸了欲望，不仅出卖过去，而且透支未来，把自身的冲动和罪恶都扩张到了极致……观照《龙殇》所描写的种种世态心相，不难发现其中的痼疾、暗角，如果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本来就龙蛇并存，良莠掺杂，如今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一些人就像滥用了过量的抗生素一样，不但杀除了某些文化精髓，还把真正的病毒培养出极强的耐药性，这些病毒变本加厉地控制着人们的大脑，吞噬着一些人的灵魂，把一些人变成了非龙非人的畸人。

　　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希望，我们如何才能过上好日子?好在，即便深受构陷，罗网交织，也还有朱莲芬、孔昭棠、沈玉睫这样的敢于批逆龙鳞的人，鲁迅也曾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筋骨和脊梁”，缺少的只是“培养天才的泥土”。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还是文化与发展自然而然地共荣共生，需要“创造出一个人人都有价值，各种人类潜力都能得以实现的环境”（昂山素季语）。

　　《龙殇》所能警示我们的，大概正是某种危机，它让我们看到的，也许正是某种“大希望”、一条“新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