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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在《世界》月刊第7期上撰文说,我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言,改革开放以来这25年里,我们的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唯独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过,不是哪个年度没有完成,25年从来没有完成。
进一步诠释上述观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讲得更具体: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与发达国家相比,能源利用效率十分低下。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粗放式发展还导致污染加剧,目前,COD排放总量达1400—1500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00—2000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亿吨,处理率仅54·2%,无害处理率更低等。目前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解决这些问题已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刻。根据专家们分析预计,我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必须提高4至5倍,如果进一步想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和生产效率必须提高8至10倍,这种设想是不太现实的。种种现象表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国必须坚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25年没完全完成环保指标说明了什么?这是一个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问题,梳理起来不外乎以下五点:一是政府官员的政绩观作祟。为了追求GDP增长率,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本地的经济增长。这一点众人心知肚明,无需多言。二是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强。国家虽出台了环境保护法,但有的人目无法纪,明知是违法的事,只要对发展地方经济有利就敢干。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触目惊心。三是负责环境监管的环保局,因隶属于地方政府,执法检查要看地方领导意图行事,故而不能完全尽职。对此,环保部门很无奈。四是全民环保意识没有真正普遍深入人心、见诸行动。据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国公众普遍认为环境问题非常紧迫,即使影响经济发展也要给予环境保护优先权。然而调查也表明,目前公众的环保参与能力较差,“光说不练”的占大多数。数据显示,80%以上的公众最近三个月没有参加过环保活动,参与的公众仅占6·3%。五是环保民间组织作用发挥受制约。近日发布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蓝皮书称,在我国环保民间组织(NGO)中,有76·1%的机构没有固定经费来源,96%的全职人员薪酬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超过一半的全职人员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看来以环境保护为己任的环保NGO自身正面临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又怎能有效地发挥民间力量促进全社全的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环境保护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澄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矛盾的认识,走出环境保护阻碍经济发展的误区;必须强化保护环境意识,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是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确定工作目标,制定工作措施,评价工作成果,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资源、环境账,既要发展物质文明,也要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愿曲格平的环保之忧能使更多的人对环保问题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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